《资本论》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再思考

【发布日期】:2019-09-07【查看次数】:

  所谓“读《资本论》问题”,是指在读《资本论》时,由于《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因而引发关于“在读《资本论》时可否跳过《资本论》开篇三章”、“《资本论》开篇三章与整体《资本论》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

  内容提要:所谓“读《资本论》问题”,是指在读《资本论》时,由于《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因而引发关于“在读《资本论》时可否跳过《资本论》开篇三章”、“《资本论》开篇三章与整体《资本论》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读《资本论》问题”的进一步发酵所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资本论》阐释问题”,即:从整体视域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会不会导致《资本论》被阐释为哲学著作,从而越过“《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界限,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无论是“读《资本论》问题”,还是“《资本论》阐释问题”,本质上都缘于没有澄清《资本论》自身所属学科性质这一前提问题,即《资本论》所凸显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打破学科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来重新理解《资本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7CZX002)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重读《资本论》风靡全球,重新阐释《资本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在国内外学界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资本论》再次得到聚焦,同样也激活了《资本论》当代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如《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资本论》与当代社会问题、《资本论》与当代政治问题、《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效应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研究中,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效应问题的研究尤为突出,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推进了《资本论》思想研究的当代发展。但反思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不难发现,《资本论》哲学思想依然未得到有效的探讨,不是担心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就是担心不突出《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便不能凸显《资本论》与其他经济学著作的本质区别。其实,这缘于没有从根本上澄清《资本论》自身所属学科性质这一前提问题,即《资本论》所凸显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解答在读《资本论》时遇到的“读《资本论》问题”和在阐释《资本论》整体思想时遇到的“《资本论》阐释问题”,说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并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相反,《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恰是其科学性的保障和深刻体现;进而展示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一体的,《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藉此,希望有助于推进《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研究,并就教于方家。

  读《资本论》并非是时下新兴的热潮,在《资本论》还未出版面世时,马克思就邀请恩格斯阅读要校对的《资本论》印张。尔后,随着《资本论》的出版、再版和传播,不仅无产阶级为了能捍卫自身利益把它当作“圣经”列为必读之书,资产阶级也同样为了能自我辩护而把它列为不得不读的书。可以说,从《资本论》还处于印张校样时直至现在,《资本论》已有着长达150多年的被读、被再读、被重读的辉煌历程。

  但正是在这辉煌的历程中,无论是早期恩格斯这类《资本论》印张校样的直接接触者,还是《资本论》出版后的第一批读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现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他们在读《资本论》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一个相同的“读《资本论》难题”,即《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不易于阅读——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自己也曾承认《资本论》开篇的难理解:“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①恩格斯则在与马克思的多封来往书信中,建议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开篇部分进行改写,或进行细分和多加一些小标题,或以增加附录和例证的形式加以通俗解释,从而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②列宁在读《资本论》时更是感慨:“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③

  至此,面对《资本论》开篇三章的晦涩、难懂,读者只是或建议修改,或寻求克服方法。然而,后来的部分读者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却选择了激进的做法,他们建议读者在初读时应跳过《资本论》开篇三章,直接跳到《资本论》后面篇章。阿尔都塞是这类读者的代表。因为在他看来,“这三章会让马克思主义退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更准确地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坚决地取代了的哲学框架中”④。柯尔施在呼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同样提出过类似的策略。⑤但这种激进的做法很快引起其他读者的反对。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中就明确表明自己不会断然抛弃《资本论》的开篇三章,而是“要将《资本论》第一部分追溯到早期形式,视其为如前身一样虽短却自身独立完整的论文”⑥。大卫·哈维同样反对读《资本论》跳过开篇三章,但与詹姆逊把《资本论》开篇三章看作“一个相关但半独立”的部分不同,哈维强调了《资本论》的整体性。他要求对《资本论》进行整体阅读,“通过整体阅读《资本论》,你一定会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但那意味着你必须把全书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而这正是我要帮助你做到的”⑦。

  不难发现,在读《资本论》的150多年的历程中,缘起于《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的“读《资本论》难题”渐次引发了一系列的读《资本论》问题。也就是说,在读《资本论》时遇到《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我们该怎么办?是否该跳过《资本论》的开篇三章?《资本论》开篇三章是否如阿尔都塞所言是属于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哲学,因此应该与《资本论》的科学性保持距离?或者是否如詹姆逊所言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相关但半独立”的部分来读?还是说我们都应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把《资本论》当作整体来读,而不是抛弃开篇三章?在此,笔者把由读《资本论》开篇三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统称为“读《资本论》问题”。

  就此问题而言,既然马克思承认《资本论》开篇三章既晦涩又难于理解,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也同意可以跳过《资本论》开篇三章来读《资本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表明《资本论》开篇三章是可以独立出来的部分,或如阿尔都塞所言它属于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哲学,因而需要与《资本论》其他部分相区别对待和保持距离?而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马克思对这三章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定位的?它们在《资本论》中与后面的篇章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它们对于整体《资本论》来说发挥着怎样的理论作用以及它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解答“读《资本论》问题”的关键。为此,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离开读者的视域,返回到作者的视域中,通过文本寻找解答的方案。

  对《资本论》进行文献学考证不难发现,尽管在《资本论》还未正式出版时,恩格斯和库格曼医生等人就曾针对读《资本论》中的难题提出过各种建议。但无论是《资本论》第1卷出版的第一版,还是在听取了恩格斯的建议后进行了修改的第二版,以及后来增加了更多材料和例证的法文版,马克思都没有把第一篇从《资本论》中独立出去甚或抛弃。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之所以要从“商品和货币”这一篇开始,“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⑧。这就是说,《资本论》从“商品和货币”这一篇开始,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资本论》本身的叙述完整,另一方面则是要对商品和货币进行科学分析,以此弥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商品和货币理解上的欠缺。可见,《资本论》开篇三章无论是对于《资本论》的完整叙述而言,还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进一步看,《资本论》的内在篇章结构和开篇三章在《资本论》中的定位,以及它们在《资本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意义,都同样表明《资本论》开篇三章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一方面,从《资本论》第1卷的内在篇章结构来看,《资本论》开篇三章是《资本论》第1卷的逻辑构成。《资本论》第一篇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说明了不同质的物(商品)何以能对等;第二篇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说明了对等的交易并不对等,因为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产生了更多的货币;后面几篇则追问这些多出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由此可见,《资本论》开篇三章与《资本论》后面篇章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是《资本论》整体结构的有机构成部分。

  另一方面,从《资本论》开篇三章在《资本论》中的定位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开篇三章同样是《资本论》的有机环节,不可或缺。在开篇三章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的理解,指出商品中包含劳动的二重性。这点充分体现了开篇关于商品的分析在《资本论》中的定位、作用和存在意义,因为“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⑨。同时,马克思认为在开篇部分指出劳动的二重性,是《资本论》全书中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⑩。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通过揭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11),科学地解答了一直困扰人类两千多年的价值形式之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12)。这表明,《资本论》开篇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在整个《资本论》的创作中是举足轻重的。

  综上,“读《资本论》问题”虽然确实存在,但以上解答同样表明《资本论》开篇三章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资本论》整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只有从《资本论》开篇三章读起,并读懂《资本论》开篇三章,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对此,马克思还曾告诫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3)

  实际上,“读《资本论》问题”之所以形成并一直被加以探讨,除了上述所追溯到的原因和所展示的理论意义之外,还在于《资本论》开篇三章通常被解读为是属于“哲学”的篇章,因而与本身是属于“科学”的《资本论》不相匹配。但随着近年来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学界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视域跳出了《资本论》开篇三章这一狭小场域,逐渐从《资本论》的整体视域来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并且《资本论》既是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哲学著作的定位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由此,“读《资本论》问题”也进一步得到解答。然而,与此同时,伴随学界越来越从整体视域来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以及越来越认可《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资本论》阐释问题”应运而生,即:学界开始担心随着《资本论》哲学思想阐释的深入,会使《资本论》越来越被阐释成一部哲学著作,从而越过“《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界限,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14)

  那么,“《资本论》阐释问题”成立吗?或者说,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真的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论》的科学性指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说《资本论》是科学的。

  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科学性的论证很多,但也一直存在着争论。近年来,为了避免西方经济学的诟病,学界不再拘泥于《资本论》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论证《资本论》的科学性,而是转向更为实证性的科学视角。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把《资本论》的科学性归结到“《资本论》的写作形式的数学化”和“《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具有数量化特征”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论》的数学化(或实证性)表明《资本论》是科学的。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资本论》科学性的曲解。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资本论》含有大量的数学模型和数学公式并准确地推算出了各种数值,就说《资本论》是科学的。如果说《资本论》因其充满了数学,具有数量化特征,因而是科学的;那么《资本论》不会比在20世纪后半期追求经济数学形式的“时代浪潮”中形成的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论著更具科学性。事实上,就连那些一向以“精确科学”自称的西方经济学也是批评那些数理经济学的,他们并不赞同经济学的数学化就意味着经济学是科学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规定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观点,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15)

  不难发现,这种把《资本论》的科学性归结到《资本论》的数理化(或实证性)上的做法,恰是与其认为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的结论相呼应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数理的经验实证性当然是与哲学的理论抽象性不相符的。这表明,正是缘于未能在前提上正确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才导致“《资本论》阐释问题”的产生。因此,要解答“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会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要正确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为什么说《资本论》是科学的?

  在此,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证《资本论》的科学性,并且在论证《资本论》何以是科学的同时,表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并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相反,《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恰是《资本论》成为科学的保障,也是它自身科学性的深刻体现。

  第一,《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表明《资本论》是科学的,具有科学性;同时,《资本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表明《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是《资本论》科学性的保障和深刻体现。因此,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并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第二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6)。在马克思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它正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在《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声称他采用的研究方法并未曾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使用过,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正是缘于采用了科学的第二种方法,马克思才能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也就是说,《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使《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见,《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表明《资本论》是科学的。

  进一步看,《资本论》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又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他的研究方法理解成形而上学的方法,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并且是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这表明,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揭示以及从中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是一致的。可见,作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唯物辩证法并没有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相反,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资本论》成为科学的前提和保障。

  第二,《资本论》的研究内容是科学的,科学的理论内容确保《资本论》具有科学性;同时,《资本论》的科学内容并非只是对经济现象进行范畴演绎,更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揭示,是从物与物的表象关系中揭露出被遮蔽的人与人的关系。可见,《资本论》科学内容的这种哲学自觉表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并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

  《资本论》的研究内容非常全面而丰富,并且每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提出和论证都是一次科学的说明。这里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例。恩格斯在为《民主周刊》写的《资本论》第1卷书评中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作的透彻而精辟的说明,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说明。因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也点出了积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但在“积累的死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18)这一矛盾面前,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却束手无策。马克思则通过探寻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并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从而把一切都进行了科学说明。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就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等内容都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说明,并且这些科学说明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对此,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是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可见,《资本论》的科学内容表明《资本论》是科学的,具有科学性。

  另外,《资本论》的科学内容还具有哲学自觉的特质。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理论内容的每一个科学说明和论证都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揭示,即都对经济内容进行哲学追问。马克思从商品形式到商品拜物教的揭示,是《资本论》科学内容的哲学自觉的典型例证。在对商品进行分析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并非是一个平凡的物品,而是“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9)。为了弄清商品的这种神秘性,马克思通过透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直追溯到商品形式本身。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0)。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这种现象称为拜物教,并指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同商品生产是分不开的,因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21)。不难发现,马克思此时对拜物教的批判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对劳动异化的批判更加深刻和科学。这种批判不再是人本逻辑的批判,而是资本逻辑的批判。当然,《资本论》理论内容的哲学自觉还体现在《资本论》的其他理论内容之中。总之,《资本论》理论内容的哲学自觉表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论》科学性的保障和深刻体现。

  由上可知,《资本论》的科学性并非指《资本论》的经验实证性,而是指《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并不会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相反,《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是《资本论》科学性的保障和深刻体现。因此,“《资本论》阐释问题”并不成立。

  其实,无论是“读《资本论》问题”,还是“《资本论》阐释问题”,本质上都缘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资本论》所蕴涵的哲学与经济学关系问题,仍然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看作是彼此分离和不相融的。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一体的,哲学是经济学的理论自觉,经济学则是哲学的“历史维度”,两者在《资本论》中实现了完美结合。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

  从总体上看,《资本论》不是一部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的主旨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之作。通过透视《资本论》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只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演绎的批判,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于资本主义具体存在”这一视野的核心主题。明确这一本质,是消解《资本论》哲学与经济学关系问题的关键,因为这种批判本质上就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批判。因此,从《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本质来看,《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这正是当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新理解《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以及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首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表明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仅从《资本论》的具体材料内容来看,《资本论》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演绎过程。但事实上,《资本论》显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又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资本论》并不是一般性地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演绎,而是通过透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演绎,抽离出它们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马克思和萨伊都以生产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的生产不同,马克思还研究生产的社会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2)。正是通过对此的研究,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超历史性的彻底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正版蓝月亮心水资料!暂时的,并且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激发而必然灭亡。由此,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阐发了两大唯物史观思想:一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3);二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4)这两大哲学思想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深化和发展,表明了《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可见,《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表明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一体的。

  其次,《资本论》的研究目的表明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一体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5)。透视《资本论》不难发现,为了达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目的,《资本论》正是通过经济分析和哲学抽象合二为一地进行研究才实现的。因为,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事实进行科学分析,即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演绎;同时又需要进行哲学抽象,即从对经济事实的科学分析中抽象概括出经济运动规律。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经济分析则没有科学的经济事实作支撑,而缺少哲学抽象则形成不了经济运动规律的归纳。由此可见,《资本论》的研究目的表明《资本论》的展开就是以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研究范式进行的。

  最后,《资本论》的理论主题决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研究范式。马克思自中学起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毕生使命,他毕生的思想探索都是以人类幸福和人类解放为主题的,都在指导人们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主题就是《资本论》的理论主题。具体而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均表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正是为了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寻找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为此,《资本论》必须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剖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以此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同时,《资本论》又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揭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的关系,以此唤醒无产阶级,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异化存在和革命使命。此外,《资本论》还必须要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由此可见,《资本论》的人类解放主题决定了《资本论》开展研究必然是以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研究范式进行的。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关于《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说明,同时又是关于《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说明。因为《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同时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而科学的说明。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6)也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不再只是理论的宏大叙事,而是具有科学根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关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证明,即不能被理解为是唯物史观创立完成后的外在证明。事实上,《资本论》关于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是一种内在的证明,因为《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即《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是唯物史观建构本身的重要环节。在笔者看来,这既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关系的理论底线,同时又是对国外学术界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哲学家马克思”与“经济学家马克思”双重“断裂论”的有力回应。

  通过试解“读《资本论》问题”和“《资本论》阐释问题”,本文旨在表明:(1)《资本论》开篇三章是《资本论》整体结构的有机构成,并在《资本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2)“《资本论》阐释问题”并不成立,《资本论》的科学性指《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则是《资本论》科学性的保障和深刻体现。(3)在《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是一体的,《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当然,上述论断仅是一家之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上述系列问题关涉《资本论》的当代创新研究,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深化。

  ④转引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9页。

  ⑦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3页。

  (14)参见高超:《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第11-17页。

  (1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23页。

  (19)(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8页;第89页;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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